因此，权责清单不同于组织法，也不是行为法，不会增加也不会减损基层政府的现有权力和责任，只是对现有的法律法规中有关基层政府的权力进行了汇总。

在科学派（主张使用与自然科学相同的研究方法）和哲学派（主张使用精神现象特有的研究方法）的抉择问题上，张君劢出于对象的整体性、道德性、教育属性和情感属性的考虑，选择了后一种研究方法。例如就民权主义而言，新宪法不仅要规定未来实现民权的制度，也要消灭军阀专政这一危害民权的现实，也即宪法应该含有禁止军人干涉政治、禁止军人担任国家元首的规范。

面对此种局面，民国时期关于法治概念的代表性文献主要致力于观念捍卫、概念明晰化和实践推动。中国法律文化中的法律工具主义[16]和清末民国时代人们在宪法上寄托的富强愿望[17]，均使宪法处于政治观念或者政治需求的仆从地位。[11]邹文海：《个人是国家的工具还是国家的目的？》，载《民族（上海）》1936年第11期，第1889-1896页。各个机关的法律地位形同虚设，如不是由有实力的大人物担任机关首长，机关的工作难以开展。在其看来，无论是中国古代的礼治、人治思想，还是西方国家当时的政治潮流，均不能构成否定法治价值的理由。

前者限制国家权力，后者扩张国家权力。本文系韩大元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宪法学文献整理与研究（17ZDA125）的阶段性成果之一。如果一个法律规范规定了几个罚款区间，还需明确以哪个罚款区间作为比较项来确定罚款的上限和下限。

行政诉讼法第77条之所以规定人民法院可以作出变更判决，目的就是减轻当事人讼累，避免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决定后当事人再度起诉，徒增行政诉讼的成本。[10] 这一方案同样也存在问题。基于司法与行政的分工，司法审查应当尊重行政机关的首次判断权，司法不能耗尽行政的裁量空间，司法权不能演变为利维坦式的太上行政权。禁止不利变更 引言 2021年修订后的行政处罚法第29条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

如果公安机关作出罚款500元的行政决定，应推定公安机关无恶意。本文认为，作为适用规则的择一重罚不改变作为管辖规则的立案在先，但需要妥善调适择一重罚和立案在先的关系。

[6]例如，设立综合执法机构，由新设立的机构统一行使特定领域的执法权。本条规定的是行政处罚中的行政协助制度雾霾等大气污染治理也并非简单的公共环境保护，而是事关公民最基本的人权即生存权的重大问题，毕竟，纯净的空气、干净的水源和安全的食物，是公民个人和人类集体生存发展最为基本的人权和不可或缺的条件。[13]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论自由》，84-85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

行政犯以行政不法性的存在作为其刑事违法性产生的必要，进而形成行刑交叉乃至行民刑交叉案件，产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的行刑外部衔接以及行政诉讼与刑事诉讼乃至民事诉讼交叉的行（民）刑内部衔接等衔接机制及其证据转化等司法难题。[4]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2020年5月25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参见https：//www.spp.gov.cn/spp/gzbg/202006/t20200601_463798.shtml。这是因为，民事犯治理的前置法是或者主要是民商法，既包括民事制定法，又包括民事习惯法（如公序良俗），即使法盲也知道盗窃他人财物是不法行为，既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又可能面临锒铛入狱的刑事制裁。但是，隐私的核心是隐去的公民个人私信息，与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并无牵扯挂碍，而只关涉公民的私密性信息或私生活，并只为公民个人控制、管理、使用，以满足公民对自己的人格尊严、私生活安宁不为公众关注或骚扰的心理需要。

而社会自由经由行政法和行政刑法的承认、确立和保护调整，也就从社会生活中的利益跃升转变为法律上的秩序法益，正如网络社会自由经网络安全法和网络安全刑法的调整跃升转变为网络空间秩序、经济社会自由经由经济法和经济刑法的调整跃升转变为经济秩序一样。如果说民事犯的治理，只要秉持并践行刑事一体化的理念，在非常刑法的知识体系里就能自如应对、妥善处理，那么，行政犯的治理则是传统刑事治理体系无法独立解决的棘手问题。

而一旦离开了人类社会，没有了与他人的沟通与合作以及由此而构建的秩序，公民个人既不可能享有、更不可能实现其发展的自由。公民个人信息并不专属于公民个人独立控制或管理，而是由公民个人与该信息的合法采集者、储存者、管理者、使用者共享，例如，学校或用人单位对学生或入职人员个人信息的采集管理，健康宝、文明码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对公民出行路线、活动场所、健康状况等信息的挖掘使用，等等。

[3] 转引自徐凯：《抽象危险犯正当性问题研究——以德国法为视角》，29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然而，自启蒙运动以降，无论是近代刑法理论体系，还是刑事司法体系抑或刑事司法能力，主要围绕民事犯的治理而建构、展开，致使传统刑事治理体系的理论供给与行政犯治理的司法需要之间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传统刑事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与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社会治理需求之间不相协调的紧张态势日益凸显，政法队伍面临的追不上、打不赢、说不过、判不明等问题日益突出。后者则是以行政法和民商法的共同违反作为刑事违法性产生必要前提的行政犯，因而在不纯正行政犯中形成的是更为复杂的行民刑交叉案件，如经济诈骗犯罪案件、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环境犯罪案件等。不仅如此，除于欢案等因涉及社会转型时期特有社会矛盾而为社会热议的少数案件系民事犯外，社会关注度最高、理论争议最多、实务困惑最大的案件，也几乎都集中在行政犯领域。而行政犯的本质就是秩序犯，那么，刑事治理主战场从民事犯向行政犯的转移，是否宣告了刑法法益保护使命的终结，从而转向以维护规范秩序为己任？这样的转移是现代社会治理独有的外在偶然现象，还是刑事治理发展演进的必然规律？ 二、从自然自由到社会自由：刑法法益内涵的现代演进 对于行政犯的刑事化，学者们大多表示了忧虑：为了取得微不足道的安心和安全利益，没有合理的依据而过度强调危险的恐惧和不安，莽撞地构建安全、安心体系，可能会导致牺牲迄今为止所取得的人权保障成果。[6] 石塚迅：《安全、安心与人权：日本的情况》，载周永坤主编：《东吴法学》，总第26卷，52页，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

在这个意义上，行政犯的大量增设，既是责任原则的要求，更是善治重构的必然，因为这其实涉及对公民的特殊训练，是自由人民的政治教育的实践部分，足以使他们摆脱个人和家庭私利的狭小圈子，使他们习惯于理解共同利益和管理共同事业，也就是使他们习惯于从公共的或半公共的动机出发来行动，并且以促进联合而非彼此分离的目标来引导他们的行为[13]。因此，只有跳出刑法，在法秩序一体化的视野中，在宪法价值秩序和比例原则的指引下，在具体法律体系语境下的部门法规范结构及其相互关系中，在与其他部门法乃至非法律的社会治理体系的交流碰撞和分工合作中，刑事治理才能完成从传统向现代的知识转型和体系再造，从而在超越刑法的同时，更加刑法地组织对行政犯的科学治理。

七是准确把握刑事司法改革带来的新格局。法益不是也不可能是可以触摸的客观存在，而是对诸如财物、人身等可以触摸的客观存在所承载的人类社会生活核心利益的规范抽象。

[8] 克劳斯·罗克辛：《刑法的任务不是法益保护吗？》，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19卷，14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以此为标准，我国现行刑法分则10章所规定的犯罪中，除第4章人身犯罪和第5章财产犯罪属于传统的民事犯以外，第1章危害国家安全罪、第2章危害公共安全罪、第3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6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7章危害国防利益罪、第8章贪污贿赂罪、第9章渎职罪、第10章军人违反职责罪以及第4章中的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罪，都是典型的行政犯。

这些非本能的规则实际上构成了另一种新道德[15]，即作为社会治理主体的公民之公共精神。随着科技的人工智能化、社会的都市流动化、教育的大众普及化、政治的民主法制化，在人类社会变迁中渐进展开的法治现代化，已经日益清晰地呈现出四个趋势和面向：（1）在法益层面，呈现出个人法益社会化和社会法益个人化的融合。无论是自然犯还是法定犯，其实都是具有双重甚至多重违法性，即前置法不法性和刑事违法性兼具的犯罪。[2]前者是仅以单纯行政法的违反作为刑事违法性产生前提的行政犯，比如，走私犯罪、税务犯罪、渎职犯罪等。

正是这些限制，通过限定每个人追求自己目标的行为方式，保障并极大扩展了每个人能够成功追求的目标范围。上述问题缘何产生？笔者以为，表面上，上述现象既与刑法理论研究重放眼向洋看世界而对中国社会治理实践关注不足以致中国问题意识匮乏有关，又与刑事法学教育研究的过度专业化和刑事法律人知识结构的相对单一不无紧密关系，毕竟研究视野的宽度影响着理论研究的深度。

[7] 刘炯：《法益过度精神化的批判与反思——以安全感法益化为中心》，载《政法与法律》，2015 （6）。这主要包括企业行政合规计划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一体推动、对抗式诉讼与协商式诉讼并行完善的多层次刑事诉讼程序变革，为国家、行政犯罪的被告人和其他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合作治理行政犯，提供充分的程序制度供给和开放的对话交流平台。

（三）关于刑法法益的演进及其秩序化必然 在价值多元、科技突飞猛进、物理空间与网络空间交织、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并存的现代社会，个人法益已不再局限于满足公民基本生存所必需的人身权、财产权，而是愈益突出地表现为公民不断挣脱阻碍其自由发展的奴役状态，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外部环境以及自我认知对个人自由发展形成的种种束缚，即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异化状态，从而实现个人全面发展、终身发展的自由，即社会自由。（三）从刑事法学研究的前沿问题及其学术思潮来看 从1979年至今，中国刑法学研究从去苏俄化到放眼德、日，从六经注我的注释刑法学到我注六经的刑法教义学，各种学术思潮纷至沓来：从象征性刑法和积极刑法观对于刑事立法演进的诠释争锋，到形式解释论和实质解释论对于刑事法律适用的争道论辩，乃至行为无价值论和结果无价值论对于犯罪构成体系的理论对峙，在推动刑事法学研究百花齐放的同时，也使刑法学研究愈益陷入片面正确的焦虑。

而行政犯治理的前置法是或者主要是行政法，其不仅数量众多、领域纷繁、法律关系错综复杂，而且世易时移、变化迅速，不仅普通百姓难以窥得全貌，即便是法律专业人士也难以自如驾驭，这在财政金融犯罪、环境犯罪等经济行政犯罪中尤为凸显。相反，其行为之民事不法性的有无及其民事不法性的实质，不仅是自然犯之刑事违法性产生所不可或缺的前提，而且是把握自然犯之法益侵害实质的关键。[9] 田宏杰：《刑法法益：现代刑法的正当根基和规制边界》，载《法商研究》，2020 （6）。而随着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以及与之相伴的公法私法化和私法公法化趋势的加剧，不同部门法之间日趋交叉融合。

在满足行政犯案件办理的专门化、综合性要求的同时，实现刑事司法队伍和包括鉴定人、辩护律师等在内的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升级换代，推进刑事司法体系和司法能力的现代化。现代社会个人自由的核心，其实在于如何科学地处理社会自由（公民发展权）的法律规制与法律保护的关系。

[15] F.A．哈耶克：《致命的自负》，8-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三、从管理秩序到善治秩序：刑事治理使命的现代跃迁 从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首次使用社会管理这一概念，经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用社会治理取代社会管理，到十九届五中、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即善治），再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2050年全面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远景目标，不仅使我们得以管窥令全世界惊叹的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发展轨迹，而且为我们揭开了造就中国现代化奇迹的中国发展之谜或中国成功之谜，即：中国何以能够在成功完成经济现代化转型的同时保持社会秩序的基本稳定，进而不断增进民众的公共福祉？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社会治理变迁成为全球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善治秩序不再是管理者和管理相对人之间的二元分立乃至对立关系，而是政府、营利机构、非营利组织、社区、公民等共建共治现代社会、管理公共事务的秩序。[14]其中第四个趋势和面向，既是刑事法治现代化运行展开的具体路径，又是刑事法治现代性呈现的动态特征。